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本文載於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會刊2008年7月)

在許多人眼裏,西醫擁有衆多的現代科技設備,而且其醫學理論與現代人的實質思維觀能夠產生完整的共鳴,因而會認爲西醫纔是科學的;某些人甚至還會認爲西醫爲醫學界的絕對權威,故而在他們眼裏,西醫就等同於醫學。

當然,秉持這種理念對於並不了解東方文化的西方人應該説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華人來説,這種理念多少有點莫名其妙;因爲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所有歲月裏,他們的祖先都是在中醫藥療法的有效保護之下維持健康的,他們的家族也都是在中醫藥療法的有效幫助之下維繫繁衍的。

我們知道,所謂醫學就是指以預防與治療疾病為研究内容的學科;以保護和增進人類健康的醫學稱之爲人體醫學,而治療動物的醫學則稱之爲動物醫學。幾千年來,中醫藥療法一直都在為中華民族的生息繁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於各個地域與民族文化的差異,在人體醫學中有着許多種不同的醫學體系,而西醫只不過屬於人體醫學中來源於歐美的一個大的分支,怎麽可能使用醫學的一個分支來取代人類醫學的整體呢?那些叫嚷“世界只有一個醫學”的人怎麽能夠忽視世界存在多種文化的客觀事實、怎麽不想一想自己這種蠻橫的理念與納粹主義又有何區別呢?

再説,目前的西醫並非原始的西醫學説。被譽爲“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所推崇的“平衡醫學”與中醫的模糊學術思維倒有些相似;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西醫目前所奉行的實質思維學術理念的真正確立應該由公元2世紀羅馬時期的蓋倫算起,他創立了解剖學、生理學、胚胎學,從而將西方醫學改建在解剖動物、開創生理學實驗等基礎上。如若必須刻意地將西醫等同於醫學的話,那麽,不知道人們是應該否定希波克拉底所推崇的“平衡醫學”呢?還是應該否定蓋倫之後的實質醫學理念呢?

顯然,這種無知出自於兩個因素。其一、認爲西醫之外的所有醫學(當然也包括中醫學說)都不能稱作為醫學;其二、認爲西醫的醫學職能是完美的。由於中醫學說能夠有效地完成自己醫學職能的事實不容質疑,因而筆者不想在此對於這種“中醫學說不能稱作為醫學”的謬論白白浪費筆墨。

而在評價西醫實施自己的基本醫學職能的能力方面,筆者以爲,西醫目前所發展到的學術境界還遠遠不能用“完美”二字來形容;關於這點,許多睿智的西醫業者都會贊同,也正出於此因,基礎醫學依然還在為着西醫的發展進行不懈的努力。

以腦病為例。據史書記載,中醫診治小兒癡呆、五遲、五軟等腦病已經有着逾千年的歷史;而直至今日,纔有少數西醫精英業者願意承認人體腦細胞功能的再生能力,而且,西醫治療腦病的臨床手段也依然還是如此的蒼白。因而可以說,上述所謂“完美”的認知只能視作井蛙之談。

衆所周知,雖然西醫的發展與現代科技結合得很緊密,但仍然存在着許多無法否認的學術盲點。譬如,雖然西醫目前能夠借助現代科技觀察到生物分子的深度,但它無法克服自己不具備整體觀念的障礙,因而只能將人體視作一部可以隨意分解與更換零件的簡單機器而已。對於許多臨床疾病的探索,西醫依據自己的學術理論,目前還存在着大量的生理、病理問題無法得出合理的詮釋;對於許多疾病即使有着一定的認知,但卻無法形成有效的治療手段,故而在西醫的學術概念中存在着許多“疑難雜症”與“絕症”的困惑。

我們以西醫的糖尿病為例。西醫理論認爲,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代謝内分泌疾病,是由遺傳和環境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臨床綜合徵。由於體内胰島素的相對或絕對不足、以及靶細胞組織對胰島素敏感性降低所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質、水和電解質代謝的紊亂。

糖尿病的主要特點為慢性高血糖以及尿糖過高。臨床上早期可以無症狀表現,發展到症狀期可出現多飲、多食、多尿、消瘦或者肥胖等症候群,嚴重或應激時可發生急性代謝紊亂,如酮症酸中毒、高滲性昏迷等。久病則可出現心、腦、腎、眼及神經並發症。据統計,隨著糖尿病人數的逐年增加,其致殘、致死率僅次於癌症和心腦血管疾病,已成爲全球第五大死亡原因。

我們知道,糖尿病的診斷主要是以空腹時靜脈血漿血糖的指數作為依據,目前所規定的正常血糖指數為70-100mg/dl.(3.9-5.6mmol/l.),在100-126 mg/dl.之間稱爲糖耐量不正常,而超過126 mg/dl.以上者就可以診斷為患上了糖尿病。此外,還有着尿糖測定、蛋白尿測定、糖化血紅蛋白A1和糖化血漿白蛋白測定、葡萄糖耐量試驗、空腹血漿胰島素測定、胰島素釋放試驗、C肽測定等相關檢測内容。

西醫認爲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終身疾病,其對於該病的防治主要為飲食控制、體育鍛煉、口服降糖葯、胰島素治療等等。不過臨床案例顯示,上述治療的療效並不理想,除了患者的血糖指數只能在某個病態數據上下移動而無法降至正常值之外,糖尿病所導致的各種急、慢性並發症也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西醫對於糖尿病的整個認知及其診治過程應該說不是很成功的。事實上,糖尿病這個疾病的概定雖然符合西醫的學術理念,但令人遺憾地是其對於糖尿病的有限認知常常會給患者的機體帶來較大的傷害。

我們知道,當某個人被測出血糖指數高於正常值、而被確診為糖尿病時,他所立即面臨的問題就是罹患絕症的壓力,就是嚴格的飲食控制,就是一輩子服用降糖類藥物等等。說得難聽點,如此一來,當一個人被檢驗出患上糖尿病之初,就可以説已經丟失掉半條性命。

顯然,罹患絕症對於人的壓力是非常大的,許多人就是由於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而錯誤地選擇了逃避。而飲食的嚴格控制對於身體的傷害則更大,患者常常會由於這種飲食控制而使得身體體質急劇下降,以至經常會出現低血糖症體徵。再者降糖類藥物對於機體的毒性也是衆所周知的,近期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mal of Medicine)公佈的一項分析報告指出,普遍使用的糖尿病藥物Avandia能使心臟病發作的危險性增加43%,甚至可能導致死亡;而其他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對於人體的傷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上述問題人們很容易產生質疑,既然無法對於糖尿病有所作爲,那麽,西醫對於糖尿病的定義及其診治行爲到底有着多大的臨床意義呢?上述診治對於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狀態到底有着多大的實質性幫助呢?

人們常常將西醫的糖尿病概念與中醫的消渴症相提並論,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爲。雖然二者在臨床症狀上有着某些相似之處,但其學術思維與診治規律是絕然不相同的;糖尿病的診斷依據主要是空腹時血糖數據的偏高,而消渴症的診斷依據則是“三多一少(即多飲、多食、多尿與消瘦)”等臨床症狀,二者根本就不是一碼事。再者,Ⅱ型糖尿病多為肥胖患者,並不符合消渴症中“一少”的“消瘦”症情。中西醫兩种醫學對於臨床疾病不同的診斷方式決定着二者根本就不應該混爲一談。

事實上,由於中醫對於疾病的診斷標準為“有症即為病”,因而對於西醫的糖尿病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對於糖尿病的“無症狀期”,中醫並不認爲患者患有疾病。依據中醫關於“有諸内者形諸外”的學術理念,如若不存在外在症狀表現,就説明患者的機體暫時還處於“陰陽相對平衡”的健康狀態之中;在這種狀態下,中醫臨床既無法診斷出患者的[病態證型],更無從選用適當的中醫藥療法進行治療。不過,對於糖尿病初、中、後期所出現的各種臨床症狀,中醫都有着相應的[辨證論治]診治手段,並能夠進行有效的臨床治療,當然也包括糖尿病的各種並發症。

由此可以看出,中醫對於糖尿病的“無症狀期”不會採用飲食控制的措施,頂多只會依據患者當時所存在的某些不適體徵進行相應的辨證論治,患者當然也不會由此而丟掉半條性命。而且依據臨床對於糖尿病患者所出現病態體徵的觀察與歸納,中醫理論會將其區分爲陰虛燥熱、氣陰兩虛、陰陽兩虛、血瘀氣滯、陰陽慾絕等不同的[病態證型]診斷結論。一般來説,陰虛燥熱多見於輕型糖尿病的初期階段,氣陰兩虛和陰陽兩虛則多見於中、重型糖尿病,而血瘀氣滯則多見於糖尿病合併血管病變,陰陽慾絕則多見於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及高滲性昏迷等症。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中醫上述的所有的診斷與治療都不是針對改變糖尿病的血糖指數而言的。人們早就從臨床上觀察到,經過中醫治療,患者的血糖指數或許有可能出現某些改善,或許完全沒有變化,但都不可能形成具有臨床意義的推廣價值。

對於中醫來説,消渴症的臨床診斷只是依據患者“三多一少”等臨床症狀表現所進行的,因而經過中醫藥治療之後,“三多一少”等症狀的改善、消失與否纔是觀察與鑑定中醫療效的重要指標,而患者空腹時的血糖指數是否改變對於中醫臨床一點也不重要。

可以理所當然地說,所有中醫藥療法的制訂都是為着糾正臨床[病態證型]的,而絕不是為着改變空腹時的血糖指數;所以說,中醫治療消渴症的臨床療效理所當然地不應該依據患者血糖指數的變化來評鋻,而只需要對比觀察初診時患者的病態體徵是否發生變化就行了。

臨床上有着許許多多關於中醫藥療法改變血糖指數的報道,筆者以爲,這種改變基本上應該屬於個案形式,並不能顯示出已經形成具有臨床意義的系統仿中醫療法。人們不會忘記類似的報道在中國的[中西醫結合]運動中曾經大量出現過,筆者甚至很清楚地記得當時還曾經有人宣稱使用中醫藥療法能夠有效地消除慢性肝炎的“大三陽”檢驗指數。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幾十年已經過去了,直至今日,依然還是沒有出現能夠有效治療慢性肝炎(即消除“大三陽”)的系統仿中醫療法,這個事實足以證實“使用中醫療法改善檢驗數據”作法的不成熟性。當然,筆者並不懷疑上述降低“大三陽”指數的醫案存在,但那只是屬於臨床個案,並不存在值得推廣的臨床價值;中醫療法能夠真正形成具有臨床意義的醫學職能也只應該體現在糾正患者的[病態證型]方面。

或許人們會認爲西醫的治療能夠穩定患者的血糖指數,使其不至於繼續升高,因此應該認爲是有效的。筆者以爲,既然西醫的臨床治療無法使得大多數患者的血糖指數降低至正常值,那麽,關於西醫療法能夠抑制患者血糖指數升高的説法也就很難讓人信服,人們爲什麽不能認爲患者空腹時的血糖指數本來就是在某個稍高基點上下徘徊呢?所以說僅僅只是依據機體血糖指數的測定值來診治糖尿病到底有着多大的臨床意義必然令人存疑。

説得難聽一點,筆者以爲,西醫對於糖尿病的診斷與治療如同玩遊戲一般,只不過這種遊戲僅僅只是觀察患者空腹時血糖指數的升高、或者降低而已;換句話來説,糖尿病患者得終身地進行這種今天稍微升高、而明天又稍微降低的無聊遊戲。而且如前所述,目前的西醫療法也無法控制糖尿病各種並發症的產生,也就是說現階段的所有臨床治療都幾乎無法阻止糖尿病的進一步發展惡化。

由於缺乏機體的整體調節,人們也只能終身地依賴這些降糖類藥物而活着;可以說,糖尿病患者的終身既必須遭受疾病的困擾,同時還得承受降糖類藥物的傷害。似此,人們不禁會問,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説,這種性質的血糖指數“穩定”到底有着多大的臨床意義呢?

筆者還以爲,西醫關於糖尿病患者空腹時血糖過高而需要節食的做法是不恰當的,血糖值過高並不説明患者體内糖元的含量就一定過高。事實上,患者由於被嚴格控制飲食而經常出現低血糖症體徵就是明顯證據,許多糖尿病患者的身體由於體内缺乏糖元而受到很大的傷害。

這個問題使筆者聯想到自己曾經治療過的一例小兒腦癱症。患兒由於營養不良而出現發育遲緩,18個月大的孩子僅僅只有28寸長;而且,孩子不慾飲食,面紅煩躁,痙攣僵硬,整晚吵鬧不休。每當筆者治療之後,孩子就能夠進食,但此時家長卻趁機喂上8盎司的高養份乳食,接下來孩子就又重復出現拒食,痙攣,吵鬧等症狀。面對筆者的質疑,家長辯解說自己是遵從家庭醫生的旨意,因爲孩子發育不良,那位醫生就讓家長餵食高能量的乳食,以爲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孩子的發育。

事實上這是一種極爲有害的錯誤理念,這位患兒發育遲緩的問題根本就不在食物所含養分的多少,而完全在於孩子的脾胃不能正常地容納食物與吸收營養;而且由於孩子的胃腸功能較爲虛弱,食物的養分越高,對於孩子胃腸的傷害只會越嚴重。同樣的道理,長期禁食必然會導致糖尿病患者機體的極度虛弱,只是患兒家長與糖尿病患者不自知而已。

我們知道,糖元屬於人體所需要的重要物質,不可以缺乏;而糖尿病患者血糖偏高的問題,並不在於機體所攝取的糖份有多少,而是在於患者機體失調、難以將血糖轉化而為己所用;故而簡單的禁食措施只會加重患者身體體内缺乏糖元的程度。值得慶幸的是,現階段有些西醫師已經開始關注到這種不當的飲食控制對於糖尿病患者所造成的傷害。

從上述對於糖尿病一類疾病的中西醫臨床診治思維中我們不難看出,中西醫對於疾病的認知是不同的。臨床顯示,上述對於糖尿病的西醫診斷與治療行爲對於人類的健康並不具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除了能夠檢驗出患者空腹時血糖的含量(可以認爲那只是人爲認定的一個簡單數據)之外,筆者實在看不出西醫關於糖尿病的診治到底有着何種優勢可言。

正如前述,處在目前發展階段的西醫學説,有許多疾病還找不出發病的根源,有許多疾病無法進行合理的病理詮釋,也有許多疾病無法進行有效的治療;筆者相信這些問題或許西醫最終都能夠得以解決。但這些缺憾的存在完全不應該被忽視、或者被掩蓋起來,更不應該將其視爲“完美”的象徵。

胡適先生罹患糖尿病腎病的醫案最發人深省。據記載,1920年11月20日協和醫院由於認定胡適先生“無法挽救,速備後事”而宣判其死刑,後經京城名中醫陸仲安採用中醫藥療法進行調治而痊愈,其療效並經協和醫院得以確認。儘管中醫將胡適先生從鬼門關拉了回來,但其依然還是認爲“中醫不科學”而推崇西醫。

“胡適現象”提示,在某些人的頭腦裏,醫學的實質思維概念大過醫學的基本職能,臨床的診治過程大過臨床的實際療效,因爲他們只能接受具有“一對一”特性的還原論理念。即使是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人們也常常只是看重醫學的診治過程,所以,他們只會盯着西醫目前所擁有的現代化檢驗設備上,只是追求生物技術所具有的所謂時代意義。然而遺憾的是,他們並不懂得這樣的一些東西僅僅只是人類認識疾病與征服疾病的工具而已,而真正的醫學學術權威應該取決於對於疾病的征服程度。

在臨床上,常常會發生由於人們的偏執而導致對於“科學技術”的迷信,使得自己拒絕接受傳統中醫藥療法的幫助,以致貽誤病情、乃至失去寶貴的生命,這是相當可悲的事情。筆者曾多次直接面對這一不正常的現象,有時只得苦笑地自嘲為“緣分未到”。

譬如某些過於自信的大陸赴美留學高科技人士,在目睹筆者對於自閉症患兒的點穴治療後,由於不相信中醫療法能夠幫助自己的孩子,從而漠視筆者所治愈的有效自閉症案例而選擇拂袖而去,使得自己的孩子失去一次痊愈的機會。

筆者曾經治療過一例罹患腦萎縮疾病的女性患者。多年來患者逐漸消瘦,體重每年都會減輕1-2斤;經筆者治療2個月之後,患者的體重反而增加了1斤。照常理說,能夠維持體重不減輕就應該算作有效,更何況患者的體重有了增加;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中,這種療效應該算作很好的了。但患者並不滿足,轉而求助於基因療法;由於治療無效,一年之後患者由於機體極度衰竭而亡故,筆者得此信息時只能輕聲嘆息。

筆者還曾經治療過一位患有外傷性截癱(T11脊髓神經受損)的患者。在短短的3次治療中,其下腹以及下肢等部位的麻木感覺明顯出現下移,並出現明顯的腸鳴音。之後患者卻突然放棄中醫治療,轉而求助於西醫。筆者對此深感惋惜,因爲筆者知道目前西醫暫時還沒有什麽有效的治療方法。

事實上,許多外傷性截癱患者都在“科學技術的迷信”中苦苦地等待着,他們都在殷切地盼望着西醫基礎醫學能夠有着驚人的臨床突破。至於中醫療法,當然也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由於迷信於西醫,他們常常會將中醫的臨床療效斥之為騙局,某些人甚至無知到將中醫療法罵作為巫術。

至於某些所謂的“醫學權威”,筆者實在是見得太多了。前者筆者的一位中醫道友曾與美國某“醫學權威”辯論中醫治療外傷性截癱症的療效問題。在徵得筆者同意之後,該道友邀請這位脊髓神經權威擕帶自己的患者免費前來治療2個月、以驗證中醫療效;但令人遺憾的是,不知道該權威是不屑一顧呢,還是不敢面對挑戰,這位權威始終未予正面回應。此外,還有許多自閉症患兒的家長告訴筆者,美國有着許多自閉症“醫學權威”,只不過他們所研究的主要課題僅僅只是鑑定孩子是否罹患自閉症而已。

顯然,那種認爲西醫爲醫學界絕對權威的看法是幼稚的,其論點與論據可以説是相當地脆弱而不值一駁,持有這種觀念的某些人甚至根本就無視醫學的最終目的、也就是醫學的基本職能到底是什麽,他們常常就是為着迷信而迷信,為着排斥而排斥。

有位紐約的“華人康復醫生”爲了[廢中醫],不惜昧着專業學者的學術良心,竟然編造出一些虛假的醫案來攻訐中醫;同時為了否定中醫療法對於“疑難雜症”的臨床療效,甚至還荒謬到提出“美國沒有疑難雜症”的高論(請參看《多維時報》2007年1月26日《中醫百年畺夢》)。

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嘩衆”事情。作爲一位隸屬於西醫學術體系的脊椎神經科醫生,竟然不知道所謂“疑難雜症”的學術概念源自於西醫,竟然不懂得所謂的“疑難雜症”是西醫對於那些目前暫時還無法治愈、甚至根本就無法進行治療的某些臨床疾病(譬如自閉症、外傷性截癱症、艾滋病、多種癌症等等)的學術概念。

事實上,這類“疑難雜症”或者“絕症”的概念都是西醫目前還缺乏有效療法而自己界定的,與中醫並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有些絕望的患者轉而尋求中醫藥療法而得到有效幫助之後,人們就都認爲中醫藥療法能夠治療所謂的“疑難雜症”與“絕症”。

而且,上述西醫那種所謂的“疑難雜症”與“絕症”的概念根本就不可能被中醫所認同。因爲依據中醫的學術理論,只要不是“病入膏肓”的患者,都能夠通過[辨證論治]來進行機體的[整體調節],這些所謂的“疑難雜症”或者“絕症”也應該都能夠由此而得以緩解,乃至痊愈。

應該承認,我們個別中醫業者也存在着這種排斥的問題,他們或許認爲由於中醫臨床的指導思維屬於整體調節,可以治療幾乎所有的疾病,因而具有絕對的權威。其實這也屬於一種偏見,中醫雖然能夠治療許多疾病,但同樣也不可能具有絕對的權威。譬如對於衆多流行性疾病(如出血熱、黑死病等)的控制,中醫就不如西醫來得徹底與乾淨;譬如各類外科手術治療(包括連體嬰兒的分離等),西醫就具有絕對的優勢;這些都是臨床事實,不應該輕率地予以否認。

筆者以爲,人們不應該輕易地否定中西醫實施醫學基本職能的能力;因爲西醫有西醫的臨床優勢,中醫有中醫的臨床優勢,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中西醫都不應該囿於自己的優勢而否定其他醫學。不僅如此,中西醫在臨床上還存在着優勢互補的關係,許多疾病同時採用兩種醫學手段,常常可以收到較好的療效;所以說在中西醫之間,沒有理由相互排斥。

或許有人會質疑筆者寫此文的動機。其實動機很簡單,筆者只不過想借此文來論證一個話題:就是整個醫學領域中沒有絕對的權威,西醫如此,中醫亦如此。顯然,如若不從學術思維、以及臨床療效來比較中西醫學説,如若迴避對於臨床現狀的學術探討,這個問題根本就無法進行論述。

事實上在臨床治病的過程中,筆者對於患有西醫具有診治優勢作用的某些疾病,常常建議患者去看西醫;而對於需要確認某些疾病是否具有實質性病變者,筆者也常常建議患者去進行相關的檢驗。

綜上所述,既然在目前階段,西醫臨床暫時還存在許多疑難雜症與絕症,而且還在不斷地出現許多新的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這就標示着西醫離成熟醫學還有着相當的距離,當然也就不能稱之爲醫學的絕對權威;因爲既為權威者,必須能夠有效地面對臨床上的所有疾病。

筆者以爲,在醫學領域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也不需要所謂的絕對權威;真正的醫學權威是沒有標簽的,它只能是自然地體現在醫學的基本職能—-臨床的診治療效方面。因而可以說,那種陶醉於西醫屬於“放之四海而皆準(方舟子語)”的醫學絕對權威的説法都是出於對於科技迷信的無知崇拜;當然,這種嚇唬人的“絕對權威論”是不值一哂的。

事實上,如若能夠遵從中醫的學術規律,中醫藥療法同樣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知道,目前中醫藥療法已經登陸世界各大洲,已經在世界各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辨證論治]的學術思維在異國土地上同樣發揮着養生與治病的有效功用,[整體調節]的學術思維同樣適用於世界上的所有民族。

在難以承受醫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的現代人心中,中醫藥療法逐漸成爲人們最樂於接受的臨床療法;然而要發展中醫事業,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我們中醫業者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做到“藥證相符”,因爲只有較高的臨床治愈率才能夠證實該醫學可以最好地完成基本醫學職能,中醫事業也只有循此途徑才能真正樹立起自己的學術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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