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中醫 吳侃陽中醫師

有幸拜讀任麗萍中醫師的大作“實現中醫藥現代化的思考”一文（詳見《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10年5月會刊）。讀過之後，任醫師的中醫憂患意識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對於任醫師關於“中醫藥現代化”的主張，筆者實在是難以苟同。

● “中醫藥現代化”的實質就是“中醫西醫化”。

其實關於“中醫現代化”、“中醫科學化”的主張在中國大陸已經推行了幾十年的時間，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不但沒有形成人們所奢望的中國“新醫學”，不但沒有達到促進中醫事業發展的目的，反而使得傳統的中醫事業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更令人感到難以接受的是，通過舉國推行“中醫現代化”、“中醫科學化”之後，在中醫的發源地中國，由於在較大中醫醫院、或綜合醫院中醫科室駐診的中醫師常常都是一些只懂得借助於西醫檢驗結論而處方用藥的[中西醫結合醫生]，許多渴求傳統中醫藥治療的患者不知道到哪裏才能夠找到真正的傳統中醫師來幫助自己。

筆者以爲，傳統的中醫事業走到需要“挽救”這一地步確實是令人震驚的事情，其主要應該“歸功”於中國所推行的[中西醫結合]政策。也就是說，由於傳統的中醫理法方藥臨床治病規律被“中醫現代化”、“中醫科學化”所顛覆，中國的中醫專業已經衰竭到無法像從前那樣較好地完成自己所應該具備的臨床醫學職能的地步。事實上，隨著中國的許多中醫院正式改名爲“中西醫結合醫院”的中醫悲劇上演，也就顯示著傳統的中醫事業已經被擠出中國的“正統醫院”。

對於傳統中醫事業來説，目前所推行的中醫政策是極其錯誤的，也是違犯中國憲法第21條“發展傳統醫學”的。現行中醫政策的實質，就是要求中醫師必須放棄自己的專業學術理論，必須將中醫藥學説矮化成爲中醫藥療法而歸屬於西醫學術體系、成爲西醫臨床的一種療法，似乎只有如此才能稱得上“現代化”，才有可能不會被強行淘汰掉。

在目前的中國中醫學界，只有能夠奉行[中西醫結合]的中醫師才能算得上時髦，也只有這樣蹩腳的中醫師纔會有個人出路，也只有這樣的“中醫業者”才能夠讓醫院賺到大筆的金錢。更爲奇特的是，傳統中醫藥療法對於治療與控制SARS病的流行所做出的貢獻被人爲地塑造成爲[中西醫結合]的豐功偉績；而七撥中醫志願人員給河南“艾滋病村”免費送醫送藥、使得不少艾滋病患病情迅速轉變爲帶原者，如此好的治療前景卻被相關部門以“非法行醫”的罪名予以封殺掉（詳情請參閲《中醫戰略》，賈謙等著）。

幾十年來推行“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結果，只是衍生出非驢非馬的騾子醫學——[中西醫結合]這一違背醫學學術規律的人造怪物；而且自1958年這個怪物問世以來，雖然已逾半個世紀時間，但至今還沒有人對所謂的[中西醫結合]作出個準確的學術定義。

我們知道，西醫臨床的運作模式為“西醫檢驗診斷—西醫藥療法治療—西醫檢驗鑑定療效”，而[中西醫結合論]只需要將中間的“西”字換成“中”字，就算大功告成。所以說，這種模式只是將中醫藥療法直接移植到西醫的臨床治病體系之中而已，這種簡單的移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學術拼湊，其實並不存在任何學術價值。

事實上，所謂的[中西醫結合]都是打著“中醫科學化” 、“中醫現代化”的幌子進行的，因爲打著發展中醫事業的招牌很容易迷惑人們善良的心靈，會讓人們難以察覺其泯滅傳統中醫之禍心。而最爲重要的問題在於[中西醫結合]的最終目的就是“中醫西醫化”，也可以說，衍生出的[中西醫結合]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傳統中醫事業的掘墓者。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只要參照“廢中醫”幹將余雲岫廢中醫的手法轉換就可以知悉端倪。余雲岫在1929年企圖通過“廢止中醫案”以廢除中醫的操作失敗之後終於領悟到，在中國如此露骨地提倡“廢中醫”是行不通的；因而他在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大會》中提出《關於處理舊醫的提案》，將其直接“廢中醫”的宗旨變換為將“全國舊醫悉數網羅”，實行“登記”、“訓練”、“甄別”、“勸誡”等手段來改造中醫隊伍，強迫中醫業者學習西醫，企圖藉此逐步改變中醫業者的學術思維，最終完全摒棄中醫學說的學術理念。

上述顯示，余雲岫從通過法案來直接“廢中醫”，到改弦易轍為“中醫西醫化”來間接“廢中醫”，其為了達到“廢中醫”的目的的確絞盡腦汁、費盡心機，他的如意算盤就是試圖以“中醫西醫化”的方式來改造中醫，直到傳統中醫專業徹底變味而自行消失。

而中國目前所大力推行的“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終極目的也是為著完成“中醫西醫化”的學術改造，其消滅傳統中醫的宗旨與方式與余雲岫“廢中醫”的精神與做法沒有什麽不同，實際上可以說就是余雲岫“廢中醫”現象的延續。

近幾十年來推行[中西醫結合]運動的事實顯示，中國的中醫事業已經被“科學改造”得處於奄奄一息狀態，人們都在驚呼傳統中醫事業的迅速衰落。看來余雲岫的確可以放心安息了，他的確後繼有人，也無怪乎其子余誕年竟然敢於公開稱頌余雲岫為“中西醫結合的首創者”。

所以說，如若公開提出“中醫西醫化”，人們就會擔心有可能背負“廢中醫”的罪名而成爲“千夫指”；如若婉轉地提出“中醫科學化” 、“中醫現代化”，就可以打著發展中醫事業的招牌而得以慢慢地消磨掉傳統的中醫事業。

因而在論述這個問題時，人們一般都會選擇迴避“中醫西醫化”的提法、而只是鼓吹[中西醫結合]。而且他們在提倡“中醫科學化” 、“中醫現代化”時，一般都會講得比較含糊，常常留給人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印象。

筆者以爲，對於這個問題，還是[結合論者]趙洪鈞講得比較直接，他在《中西醫結合二十講》中明確地指出“中醫繞過現代醫學與現代科學相結合不過是一些人的敷衍”而已。他認爲：“中醫要與現代科學結合，必須首先與西醫結合，因爲西醫——即現代醫學正是現代科學在人體生命現象上的應用。繞開許多現有成果，故意走遠路，至少不是明智之舉。”趙某此論講得非常清楚，走“中醫科學化” 、“中醫現代化”之路，遠不如與西醫結合來得直接。

雖然與其道不相合，但在這個問題上，筆者還是較爲贊同趙某的説法。我們知道，西醫學術結構的本身就是現代科技與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相結合所形成的醫學，其目前已經發展到接近夸克的深度。而中醫若要步入“科學化”與“現代化”之路，就必須像當年的古希臘“平衡醫學”那樣，徹底抛棄自己的學術理念，再重復走一次西醫所走過的那條路。這當然屬於“故意走遠路”，根本就毫無意義。

由此可以看出，提倡“中醫藥現代化”的最終結果，也只能是重復西醫在公元2世紀以來所走過的老路；也就是說，“中醫藥現代化”的實質就是“中醫西醫化”。其實這個目的與臭名昭著的[廢中醫]幹將余雲岫所提出的“廢醫存藥論”同屬於一個模式，仍然還是[中西醫結合論]的翻版。

筆者以爲，任醫師所期待的“中醫藥現代化”當然不可能屬於這一範疇，問題在於身爲模糊學術思維體系的中醫學說既無法通過實驗室研究來制定檢測標準，也無法通過數據來體現其實現“中庸之道”的整體調節規律；所以對於必須維護中醫學説完整性的改革者來説，這不僅僅是“一個不輕鬆的話題”，而且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話題，或許用海市蜃樓來形容比較貼切一些。

● 古希臘“平衡醫學”就是覆轍於所謂的“科學化”與“現代化”。

顯然，所謂“科學化”與“現代化”是非常吸引人的華麗辭藻，因爲這類詞彙的含義就是要求人類文明不斷地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但不可忽視的問題則是，有些綜合性學科並不一定適合所謂“科學化”與“現代化”。任醫師在文章中曾舉例古希臘“平衡醫學”通過所謂的“科學化”與“現代化”，促進、並致使西醫取得目前發展的輝煌,試圖藉此來證實“科學化”與“現代化”對於中醫有多麽地重要。

我們知道，人們都尊崇“平衡醫學”的確立者希波克拉底為西醫的鼻祖，可是筆者並不這麽認爲。筆者以爲，被譽爲“西方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的“平衡醫學”學説並非西醫學説的基礎，其學術的核心思維與中醫的模糊思維頗有些相似，屬於整體對抗治療的學術體系，所以說這種評價並不客觀，因爲“平衡醫學”不屬於西醫的學術範疇。

從學術結構的角度來看，西醫學術理念的真正確立應該由公元2世紀羅馬時期的蓋倫算起，因爲他創立了解剖學、生理學、胚胎學，從而將西方醫學改建在解剖動物、開創生理學實驗等基礎上。尤其是“意大利醫學家馬爾切洛•馬爾皮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把顯微鏡引入生物學與醫學解剖，觀察到雞胚胎的成形和腎臟内的小球組織；顯微鏡的應用，把醫學的基礎從人體解剖移往細胞微觀生理與病理的層次，18世紀病理學由此起飛（《中國醫學史略》杜聰明著）。”

顯微鏡與生物化學開拓了西方醫學的視野，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飛躍，西醫逐漸走入了更深的“微觀”研究之路，而且正在迅速進入21世紀生物遺傳基因研究的時代。從人體解剖-顯微鏡檢-生物化學等研究發展中，西醫學説迅速地發展成爲以實質概念爲主體的微觀醫學，其臨床治病模式主要採用局部對抗療法。

由此可以看出，只是從公元2世紀開始，蓋德等人將解剖學、胚胎學引入醫學之後，馬爾皮基等人將顯微鏡引入到生物學與醫學解剖之後，“平衡醫學”就逐漸被“科學化”、“現代化”、“西醫化”而演變成爲西醫。因而可以說，西醫學説學術的真正創始人應該為蓋德、馬爾皮基等人。

正如前述，希氏的“平衡醫學”基本上屬於以模糊學術概念為主體的整體醫學，其核心思維主要為體液學説和“燥、濕、寒、熱”平衡論，應該說，這樣的一些學術理念永遠無法通過西醫的實驗室驗證。而且，“平衡醫學”的臨床治病理念屬於整體調節體系，其所採用的治病方式也必然屬於整體對抗療法。

隨著“平衡醫學”的逐漸“現代化”與“科學化”，其原有的學術思維理念必然都理所當然地被淘汰掉，其臨床治病的思維模式也必然由整體對抗療法轉化為西醫的局部對抗療法。所以說，隨著西醫理論的確立與發展，希波克拉底所創立的“平衡醫學”最終也就壽終正寢了。

我們從西醫的發展史可以看到，“平衡醫學”現代化所衍生出來的後果只是促成西醫的產生與發展而已，而“平衡醫學”的本身也因此而“壯烈犧牲”。事實上，“平衡醫學”也同中醫一樣，都屬於模糊的學術概念，借助於顯微鏡的觀察結論，只會使得自己徹底地放棄模糊的學術思維觀念；而且，“平衡醫學”屬於整體對抗療法，借助於現代科技的結果，只會使得自己走入到局部對抗治療的狹隘學術思維之中。

我們從“平衡醫學”的“現代化”與“科學化”的過程中不難看出，具備模糊思維的非現代科技學術思維體系的學科，如若強行推行所謂的現代科技化，只會使得自己失去原有的學術特色，也就是說，無異於自殺。我們從“平衡醫學”的消失、以及近幾十年傳統中醫事業的萎縮過程中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點。

筆者以爲，任醫師在文章中所說的借助“生物、化學、物理”等現代學科來研究中醫學說的做法可以喻之為“瞎子摸象”，因爲這是一種並不符合學術規律的盲目思維與做法；對於中醫事業來説，這種盲目性所帶來的後果是非常慘重的。
事實上，這種“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在於研究者根本就沒有讀懂、或者沒有尊重中醫學說的學術規律，也沒有懂得中西醫學術思維結構之間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的差異。在這種前提之下，研究者就一廂情願地期盼著借用現代學術知識來研究與改造中醫，所以說這種“盲目”也有違正常的學術研究規律。

其實認識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我們認真地對照一下中西醫關於“肝”的學術認知差異就很容易弄清楚了。這裡我們只需要從生理的角度來對照説明。我們知道，中醫學術概念中的“肝”具有主疏洩，主藏血等生理功能，其志在怒，其液在淚，在體合筋，其竅為目，其華在爪。

由此可以看出，中醫臟腑學説學術概念中的“肝”應該理解為一個“肝係”，一個包含著疏泄、藏血功能、並與膽、怒、目、淚、筋、爪、以及相關經絡等器官組織及其功能、情志存在著緊密地聯係（在西醫看來毫無關聯）的、具備獨特生理功能的臟腑體系。而在西醫解剖學眼裏，“肝”應該只是一個簡單的臟器而已，其主要生理功能也只是一個大的内分泌消化腺體。

由此可見，僅就“肝”這個臟腑的生理概念來説，中西醫都有著各自完全不同的學術内涵，的確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西醫學術定義中的“肝”屬於一個解剖實體，而中醫學術定義中的肝屬於一個系列化的模糊學術概念；而且中醫學術概念中“肝係”的上述功能是作為消化腺體的實質肝臟所完全不可能具備的。上述表明，中西醫關於“肝”的學術認知毫無共同之處，根本就無法通過“科學技術”將其摻合在一起。

此肝非彼肝的現象説明，中醫之“肝”絕非西醫解剖學所指的實質肝臟器官，因而無法通過物理學來直接驗證它的存在；同時也無法通過解剖學來論證中醫之“肝”、以及其與膽、怒、淚、筋、爪等器官組織、情志等相互之間的關係，更無法通過生物學來驗證其具備疏泄、藏血等功能特性；似此，不知任醫師如何借助現代科技來認識中醫之肝？

顯然，現代科技所能夠研究的“肝”只能是西醫解剖學所指的“肝臟”，它具備實質器官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事實上，類似這種“科學化”、“現代化”所研究得出來的學術結論恰恰正是西醫的解剖學知識，所以說，無論是從中醫、還是西醫的角度來看，這種重復“研究”都不具備學術意義。還是趙某的那句話講得好：這類研究是“繞開許多現有成果，故意走遠路”；非但如此，筆者認爲以“繞開許多現有成果”，故意重復再走一次“遠路”來評價比較恰當。

問題在於人們明明知道現代科技無法研究中醫模糊的學術概念，而且明明知道這樣的許多“研究”都是在重復無效地運作，那麽，爲什麽他們會樂此而不疲呢？這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嗎？筆者以爲，這或許就是“廢中醫”論者的一個巧妙的戰術，他們或許會認爲，這種“現代化”、“科學化”的研究越長，人們心中的中醫傳統學術思維就會變得越來越“淡”，直至拖至最後完全消失殆盡。

此外，正是由於[中西醫結合]論混淆著中醫之“肝”與西醫實質之肝臟器官之間的學術概念，使得許多醫商、藥商利用中醫的補肝方劑來蠱惑罹患慢性肝炎的患者“養肝”，大發其不義之財。須不知機體的免疫調節功能狀況決定著肝炎病情的進展，因此，不當地使用中藥培補肝臟，有可能因爲改變了機體的免疫狀況而導致加速肝病的惡化。曾經有報道說，許多肝炎患者由於盲目亂用中藥（譬如小柴胡湯、燕窩、靈芝、雞骨草等）自行補肝，使得肝臟負荷過重而出現肝昏迷，甚至差點丟命，這種沉痛的臨床教訓必須引起注意 。

上述關於“肝”的論述顯示，中醫的學術概念屬於較爲模糊的綜合概念，與西醫的實質概念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中醫模糊型的學術概念是無法借用“科學”的數、理、化知識來詮釋的；如若硬要強行這麽做，唯一可行的只能像“平衡醫學”一樣，放棄中醫學説的核心——中醫所有的模糊學術理念。這樣做的實質就是“中醫西醫化”。

● 王清任之錯，錯在解剖學知識不屬於中醫學說學術範疇的問題上。

清代大醫家王清任經過多年的屍體解剖考察，寫出《醫林改錯》一書，將古代中醫書籍中關於臟腑的錯誤記載一一予以糾正，並發展了淤血致病理論。應該說王清任所作的學術研究是非常認真的，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其“改錯”的本身並沒有錯；然而，中醫學界對此卻不領情，反倒出現“醫林改錯，越改越錯”的評論，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筆者以爲，信口評説王清任之功過是輕率的，王清任所糾正的那些解剖概念是通過他實際考察得來的，完全具備解剖學的學術價值。其實王清任的改錯並不存在對與錯的問題，而只是因爲其所研究的中心——解剖學對於中醫學說並不存在多少學術價值而已。正如前述，中醫之肝絕非解剖學的實質性肝臟器官，那麽，王清任辛苦“改錯”得來的肝臟解剖知識對於中醫學説來説又存在什麽價值呢？

事實上，王清任的做法與蓋德所作的完全一樣，都是試圖將解剖學說引進人體醫學，問題在於王清任沒有蓋德那麽幸運，因爲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先進的科學技術，因而就顯得有點底氣不足、後繼無力。同時，由於解剖學的學術理論並不屬於中醫學說的學術範疇，而且與中醫關於臟腑的學術概念毫無關係，因而其學術價值得不到當時、以及之後的中醫學術界的認同。

不過，由於王清任對於淤血理論的研究，提出血府逐瘀湯之類的有效活血方劑，對於中醫學説的病因學説有著一定的貢獻，因而才得以不失其大醫家的地位，只是無法躋身中醫學家之列而已。所以說王清任之錯並非指他在解剖學中的卓越貢獻有什麽不對，而是指其“改錯”的做法已經偏離中醫的學術範疇，其對於中醫學説的發展根本就不存在學術意義。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主神明”歸屬問題的學術爭論中來探討。我們知道在近代中醫史上，一直存在著“心主神明”與“腦主神明”之爭，同時還有心與腦共主神明之說；對於這類爭執，雙方各執一詞，均無法説服對方。

《素問•靈蘭秘典論》中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之說；也就是說，自《内經》以來，人們均循著“心主神明”的宗旨來認識中醫關於神明之說。而只是到了清代，隨著解剖學意識的萌芽，才逐漸出現“腦主神明”一類的學術見解。

較具有代表性的還是當數王清任，他在《醫林改錯》中斷言“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他說：“靈之記性在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為髓，由脊髓上行入腦，名曰腦髓。兩耳通腦，所聽之聲歸腦；兩目係如線長於腦，所見之物歸腦；鼻通於腦，所聞香臭歸於腦；小兒周歲腦漸生，舌能言一二字。”

通過解剖觀察，王清任發現腦與耳、眼、鼻、舌之間存在著實質器官組織的聯係，這種實質器官之間的聯係，徹底地動搖著王清任原有的“心主神明”的模糊概念。由於王清任重視自己從解剖中所得來的印象，因而其會認爲“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
通過親身的解剖觀察，王清任所得到的結論當然只會是“心臟僅僅只是血泵”的解剖學識認知。不過王清任怎麽也不可能想象得到，隨著西醫醫學的發展，隨著換心手術的成功，他所辛苦得來的“心臟僅僅只是血泵”之類的結論目前正受到質疑，因爲許多心臟移植患者身上都出現了莫名其妙的“心主神明”現象。

他們在成功換心之後或者出現性格方面的變化，或者出現喜好方面的變化等等，而這樣一些神明之變均出現在換心手術之後。這一現象同時也顯示，解剖學心臟的生理功能除了具備“血泵”功能之外，應該還具備“主神明”的某些功能，只不過西醫學術界目前還沒有認識到而已。

我們知道，中醫學說圍繞著“心主神明”的學術觀念，已經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治心以清神明的理法方藥；而且依據五行學説，中醫學術理論還將五神（怒、喜、思、悲、恐）、五志（魂、神、意、魄、志）等“神明”分別配屬於五臟，同時還配備有相關的有效療法。

雖然中醫理論中的“神”與“志”各有歸屬，但在《靈樞•邪客》篇中又以“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來強調“心主神明”的學術理念。關於這個問題，張介賓在《類經》中論述得較爲詳細，他說：“心為臟腑之主，而總統魂魄，並該意志，故憂動於心則肺應，思動於心則脾應，怒動於心則肝應，恐動於心則腎應，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同時他還認爲：“情志之傷，雖五臟各有所屬，然求其所由，則無不從心而發”。上述學術理念顯示，中醫學說關於“心主神明”的理論已經形成一套較爲完整的認知與有效療法。

事實上，王清任出現“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認知的本質，就在於他已經抛棄了中醫學說中關鍵的模糊學術理念，也就是說，王清任重視解剖學學術結論的實質，全在於他自己背離了中醫學説的學術規律而邁入了西醫的學術境界。

所以筆者以爲，王清任之錯，錯在他試圖將解剖學知識塞入中醫學說，藉以改變中醫模糊的學術理論結構，這是一種難以寬恕的學術認知錯位，其對於中醫事業的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傷害，就像目前中國所推行的“中西醫結合”一樣。

由此可以看出，“腦主神明”之說屬於西醫的解剖學術知識，而“心主神明”之說則屬於中醫的學術範疇。對於腦病的治療，西醫臨床目前還處在無法拿出有效療法的初級階段；而中醫學說既存在“心主神明”這個“理”，而且也具備相應的“法、方、藥”，基本上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中醫治療腦病的學術規律。截止目前爲止，筆者依據中醫關於“心主神明”的學術規律，就已經治愈了2例小兒腦性癱瘓症、4例自閉症，痊愈患兒當初作爲診斷依據的所有相關病態體徵均告消失。

上述表明，解剖學知識屬於實質思維性的學科所必須具備的，由於中醫臟腑學説並不一定具備相對應的實質腑器官組織，因而解剖學知識對於中醫學說並不具備任何意義。事實上，中醫幾乎所有的學術概念都屬於模糊的學術思維體系。

譬如指導學術思維—陰陽五行學説，中醫的生理學說—經絡學説、臟腑學説等，中醫的臨床治病思維—整體調節、辨證論治，中醫的病因學説—風、寒、暑、濕、燥、火，中醫的診斷學説—-病態證型，中藥的四氣、五味學説——等等。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中醫學術概念都無法通過西醫實驗室研究得以證實，其根本原因全在於中西醫學説不屬於同一種學術思維理念（請參閲拙文“談中醫概念無法進行實質研究”，載於《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06年4月會刊；“談中醫的‘模糊’”，載於《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08年5月會刊）。

● 從臨床療效來看中醫藥療法在某些方面勝過西醫臨床許多，沒有必要抛棄中醫的學術特色而
走西醫的老路。

我們知道，中醫學說並非現代科技發展才出現的產物，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它都在依據自己完整的學術體系而傲然屹立於世界，服務於社會民衆。

筆者以爲，中醫學說發展至今已經較爲完善了。作爲一個完整的醫學體系，它具有系統的學術理論結構，也能夠運用自己的學術理論指導臨床而完成自己的醫學職能。中醫臨床除了療效顯著的特點之外，還很少出現西醫臨床所常見的副作用問題。

而且，由於進行整體調節，中醫臨床所面對的病域要比西醫寬廣很多；許多西醫所認定的“疑難雜症”、“絕症”、運用中醫藥療法都能夠進行有效的治療。筆者就曾經運用中醫藥療法治愈多例不孕症、自閉症、小兒腦癱症、腰椎間盤突出症、小兒先天性足内翻症等疾病。

就拿不孕症來説吧，西醫借助現代科技能夠進行人工受孕、試管嬰兒，以幫助不孕症患者生育。但不可迴避的事實是，患者雖然能夠生一次孩子，但並不説明患者的不孕症就已經痊愈，該患者如若希望再生一次，那麽還得再次借助現代科技的幫助。由此可以説明，西醫的上述療法並沒有治愈患者的不孕症。

所以說即使受孕成功，西醫的不孕症治療成效也僅僅只是讓患者受孕一次而已，根本就談不上治愈的臨床療效。而中醫臨床採用整體對抗療法進行調節，能夠使得許多患者改善體質而自然受孕，由於患者的體質得以改善，之後患者仍能在無須借助治療的情況下再次自然懷孕，筆者的許多不孕症患者都已經自然懷孕而生下第二、三胎。由此可見，目前在臨床上或許只有中醫藥療法才能夠真正治愈不孕症。

此外，由於母體體質得以增強，其自然懷孕所生産的嬰兒應該遠比採用科技設施強行受孕的所謂“試管嬰兒”健康許多。對於這個問題，某些西醫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並開始懷疑上述西醫療法對於人類可能導致的危害。前不久有消息指出，丹麥奧胡斯大學醫院和美國加州大學的科研人員報告說：“試管受精技術並不能克服先天性不育症患者的基因缺陷，而且可能導致這類患者的下一代不能生育。”（詳情請參閲拙文“探究不孕症的治愈話題”，載於《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09年11月會刊）

還有保胎的問題。西醫對於孕婦流產的問題幾乎毫無辦法，只能夠要求患者平躺休息，但即使這樣，有部分孕婦最終還是出現流產。中醫對於流產治療的優勢十分明顯，利用中醫藥的保胎療法十分有效，基本上能夠保住胎兒。不僅如此，筆者在爲患者進行保胎治療3-4個月之後，常常還會吩咐孕婦做些輕微的運動（如游泳、散步等），因爲這樣有利於胎兒的發育與縮短孕婦的自然生産產程。

我們再拿6年前所發生的SARS並來説吧。在西醫臨床對於SARS這種“新型疾病”還不知所措的時候，廣州中醫學院的鄧鉄濤教授等中醫師就已經依據溫病學説進行治療，而且取得相當好的療效。此外，人們在6年後追蹤當年的患者時竟然發現，採用抗生素與激素治療的原SARS病患者基本上都已經喪失了工作能力，他們幾乎都遺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其中主要為股骨頭壞死、肺部纖維化、精神抑鬱症等問題。而類似的問題並未發現在中醫臨床發生。

對於中西醫臨床特點，筆者曾經聽到過這樣的一段描述：“吃西藥，讓你明明白白地等死；吃中藥，讓你糊糊塗塗地活著。”這句市井俚語說得很有意思，既把中西醫藥的治病特色用“等死”與“活著”來對照，又將人們對於中西醫學術理論的理解狀況作出了相當有趣的描述。

西醫依靠現代科技技術，能夠將許多（當然不可能是全部）病理現象、診斷治療說得比較透徹，而更爲重要的則是西醫的學術思維比較容易與現代人產生共鳴；但是囿於局部對抗療法的局限，幾乎所有的西醫療法既會對於人體造成一定的傷害，而且也不一定能夠真正有效地控制疾病的發展惡化。

而吃中藥所進行的整體調節，讓不具備中醫學術意識的人很難理解其治病的規律及其原理，因而就只能夠稀里糊塗地接受中醫治療，而整體調節對於身體的幫助是很大的，甚至能夠讓許多“絕症”患者的病情得以趨緩與改善。通過中西醫療法“補”與“瀉”的對比，中西醫各自的臨床特色也就一覽無遺了。

事實上，就拿中西醫臨床醫生自己來説吧，可以說沒有哪位西醫醫生願意在非無可奈何的狀況下使用自己在臨床上常常開給患者服用的西藥，也沒有哪位傳統的中醫師不願意借助中醫藥來調節自己的身體狀況。這個現象的本身就可以凸顯臨床醫生對於自己所屬的醫學有沒有信心等問題。

在看待這個問題上，胡適先生身上所發生的一段故事則更爲有趣。當時胡適先生罹患糖尿病腎病，由於病情已趨嚴重，已經到達協和醫院通知家屬準備料理後事的生死攸關地步。後來胡適先生輾轉接受京城名中醫陸仲安的精心調治，其糖尿病腎病也因此而終告痊愈，當時此案例的中醫療效也獲得協和醫院西醫的認可。

雖然西醫無法治好胡適先生的病，但西醫的學術見解能夠讓他明明白白；而即使中醫治好胡適先生的病，但由於他自己無法理解中醫的學術理念，所以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迂腐觀念，認爲“西醫科學、中醫不科學”。胡適先生當然永遠不可能弄明白自己的病到底是如何被中醫治好的，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責駡胡適先生忘恩負義、不知好歹，只是由於胡適先生不具備中醫頭腦，因而無法理解中醫學說的模糊思維。

不過如若他當初只相信“明明白白”、而不願意接受中醫藥治療的話，或許他在接到病危通知之後就只能接受“等死”的命運；幸好他最終還是違心地選擇了“糊糊塗塗”地接受“不科學”的中醫治療，才使得自己能夠存活下來。

雖然對於學術的認知任何人都無法強求，但筆者還是認爲，無論在人們眼裏中醫藥療法科不科學，能夠讓你稀里糊塗地活著，總比讓你明明白白地等死要好很多。醫學的主要職能在於治病、而不只是理解，當然更不是為了讓人家能夠理解而放棄中醫學說自己的學術理論。

所以說，中醫藥療法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甚至能夠在西醫的老巢——歐美大陸站得住腳跟，靠的不是誰的施捨，而是中醫藥療法顯著的臨床療效，甚至包括治療那些令西醫臨床頭痛的“疑難雜症”、“絕症”、“新型疾病”等。既然中醫臨床能夠利用自己的學術理論來有效地履行自己的醫學職能、其臨床療效有時甚至遠超過西醫治療，那又爲什麽還要抛棄中醫學說原有的學術體系而搞什麽“科學化”、“現代化”、“西醫化”呢？

● 中醫藥療法從來就沒有脫離時代的發展。

寫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罵筆者為仿古守舊的老古董，因爲筆者不認可任醫師所描繪的“中醫藥現代化”藍圖。不過筆者以爲，中醫學說產生於陰陽五行學説盛行的古代中國，並發展成爲一門具備完善“理法方藥”的醫療體系，而且完全能夠勝任作爲獨立醫學體系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職能。整個中醫學說的產生、發展、完善的史實，都能夠證實中醫學說從來就沒有自我孤立於時代的發展之外，而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

我們知道，《黃帝内經》確立了中醫學說的學術理論基礎，而《傷寒論》出現在“傷寒十居其七”的東漢時代，溫病學説則成形於清朝瘟疫流行的時期。而今天，隨著病源性疾病與藥源性疾病的發病率越來越高，隨著抗生素、激素之類藥物所催生的細菌、病毒變異體越來越多，隨著現代文明疾病越來越肆虐……，時代賦予中醫的社會使命可以說是越來越重。而面對上述問題，西醫藥療法卻始終無法拿出有效的應對措施。

時代在發展，中醫也在發展，這就是事實。但是筆者以爲，在中醫學説的發展史中，除了清代以王清任為代表的推崇解剖學的學術干擾之外，除了現代中國所強行推行[中西醫結合]的學術污染之外，中醫學說基本上都是在依照自己的學術規律而健康地發展。

事實上，所謂“中醫藥現代化”必須在保持中醫藥學術體系完整的基礎之上才能進行，吸收現代科技成果為自己所用並不是壞事，只是那種試圖通過否定中醫學說學術特色、以尋求現代科技社會支持的做法屬於本末倒置，是不可取的。

我們以中藥為例。在中國，人們曾經花費大筆資金與人力以西醫藥的學術方式針對中藥進行所謂的“學術研究”，譬如中藥的藥品成分的檢測、中藥注射液的開發等等，但是，中藥不是西藥，除了麻黃素等幾味中藥的提取物可以用於西醫臨床治病之外，大部分中藥都無法為其所用。而中藥注射液的開發則更爲離譜，這種人爲地改變中藥進藥方式的做法已經成爲臨床醫療事故頻發的根源。

中國的所謂[中西醫結合]曾將每味中藥進行成分分析，試圖通過這種分析來使得中藥西醫化。譬如人參。經分析，西醫認爲人參含有多種人參皂甙，大部分皂甙水解之後產生人參二醇與人參三醇，而人參二醇與人參三醇屬於人參的有效成分。而且研究表明，人參皂甙有促進性腺激素、促進動物生長、蛋白質合成的作用。

令人遺憾的是，對於臨床醫生來説，這樣一些藥理分析的結論可以說毫無臨床價值，它既不可能指導西醫臨床採用人參皂甙來促進性腺分泌，也不可能指導中醫臨床進行辨証用藥，因爲中醫師臨床用藥的指導思維不是依據人參皂甙的特性所進行的。
無論是有效成分之說，還是毒性成分之說，其對於中醫臨床用藥而言毫無指導意義；中醫師臨床遣方用藥只能是依據中藥的臨床功效、四氣五味等特性，而經過西醫藥理提純的麻黃素、黃連素、青蒿素等藥物並不屬於中藥範疇，由於其已經不具備“四氣五味”特性，中醫師無法進行辨證用藥。

筆者對於目前市場上比較流行的科學中藥較爲推崇，認爲這是一種借助現代科技所進行的中藥劑型改革。這種劑型比較適合於大多數現代人服用中藥的要求；因爲人們不必耗費較長時間煎煮中藥飲片，也不必面對一大碗刺鼻的苦水而發愁。

不過令筆者難以理解的是，中國大陸的許多老中醫卻不願意接受科學中藥。前中國中醫司司長呂炳奎先生就認爲：“現今所推行的顆粒飲片來代替實物飲片的方法，破壞了中醫師配藥的規律，顆粒飲片的藥性遠不如實物飲片，況且它還給儲藥、配藥、病人沖服帶來了大麻煩。”“這種劑型同傳統中醫開處方用中藥飲片煎煮成湯藥有很大的區別。……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藥材的真僞，因此極易被假冒仿製。”“顆粒飲片的強行推廣，並將此說成是中藥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將把中醫藥破壞殆盡（摘自《挽救中醫》，呂嘉戈著）。”

筆者以爲，借助現代科技改變中藥劑型為科學中藥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因爲這種嘗試既迎合了現代人對於服用中藥的需求，同時也沒有失去使用中藥所必需的“四氣五味”學術規律。我們知道，科學中藥不同於麻黃素、黃連素、青蒿素等藥物，後者由於已經不具備“四氣五味”學術規律而無法應用於中醫臨床[辨證論治]，而且科學中藥也不同於[中西醫結合]所衍生的那些“中藥注射液”，後者由於徹底改變了中藥的給藥規律而時常出現醫療事故（就連魚腥草這種毫無毒性的中藥亦然）。

對於呂老所提到的“破壞了配藥的規律”問題筆者並不以爲然，科學中藥的配製程序依然還是在遵循中醫師處方用藥的法則，可以依據處方用藥的比例靈活配製；只不過煎藥部分已經為製藥廠所代勞，因而患者使用起來比較簡捷，用熱開水一沖即可服用。
我們知道，古代流傳下來的中藥劑型中有膏丹丸散，其中散劑就是藥粉形式，既為粉劑，當然也就無法通過飲片的形式來分辨真僞；只不過中藥散劑為生藥，而科學中藥為熟藥，熟藥還可以避免人們對於中藥重金屬的忌諱。科學中藥與散劑同屬粉末狀態，應該都存在“很難監管”的問題，不過筆者以爲這些應該屬於管理部門所考慮的問題，而不應該作爲反對臨床運用的理由。

至於藥性的強弱問題，筆者以爲，急病使用湯劑，緩病使用丸散，這是歷來的臨床用藥規律，應該不屬於比較之列。此外衆所周知，中醫的臨床療效取決於“藥證相符”的狀況，如若藥證相符，即使少許藥性也會收效顯著；如若藥證不符，即使使用一籮筐中藥飲片也依然無效；如若藥證相反，中藥飲片對於人體的危害只會更大。

所以說，所謂中醫藥的現代化問題並不是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也不是抛棄中醫藥學術規律去迎合現代科技的問題，而是必須在保持中醫學說完整的學術體系的前提之下，如何借用現代科技來改變中醫藥療法的醫療設施的問題。就像科學中藥的產生與臨床運用一樣，利用現代科技設施將中藥飲片轉換成粉狀熟藥製劑，這樣既可以迴避中藥難熬難用的難題，同時期臨床運用依然還是遵循著中醫學説關於“辨証用藥”的臨床規律，並沒有像“麻黃素”之類的製劑那樣失去“四氣”“五味”的中藥特性。

事實上，中醫藥療法相關設施的改變也一直都在進行。我們所使用的針灸針具，從古代的骨針、銀針，到今日的一次性不銹鋼針；我們所使用的火罐，從以前的竹罐、玻璃罐，到今日的抽氣罐；從以前的捻針，到今日的脈衝電流刺激的電針……；此外，還有病歷的電腦儲存與使用，各種現代通訊設施的專業教育與宣傳。如此等等，可以說中醫藥療法的所有變化都能夠證實中醫事業的發展與社會科技的發展存在著廣泛的聯係。

筆者以爲，借用飛速發展的現代高科技為中醫藥療法所用並非壞事，但應該看看這種“借用”是否適合傳統中醫事業的發展，而不是為著改變中醫學說模糊思維體系的學術特性。事實上，現代科技的發展如何、與傳統的中醫學說並不存在必然的聯係，無論是在古代封閉的中國，還是在科技發達的歐美世界，中醫藥學説都能夠以其獨特的學術結構昂然於世。

● 數理化知識無法規範中醫學說，走向世界靠的只能是中醫藥療法自己的顯著臨床療效。

記得在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一個笑話，某地方官僚為了走在改革的前列，竟然別出心裁地將饅頭的尺寸作出嚴格的數字規範，任何超過或者不足於規範數據範圍的饅頭都不準出售，此种無知一時間被人們傳為趣聞。

顯然，數理化屬於現代科技的基礎學科，對於屬於現代科技範疇的學科極具重要性；不過筆者以爲，對於某些非現代科技思維範疇的綜合學科，數理化知識或許就無法用得上，而強行規範的結果，恐怕只會成爲像規範饅頭尺寸那樣的一劑笑料而已。

事實上，中醫本身存在的學術規範並不寬鬆，也不隨意；臨床上每一案例的辨證論治，如若存在哪怕一點點疏忽，都會出現“藥不對證”的問題而無法取效。筆者曾經治療過一例頑固性遺精症，患者每週都會遺精4-5次，也曾找過無數名醫與用過無數名方，均無法脫困。

筆者審症之後，終於悟出了前者屢治無效的道理。筆者以爲，以前的多次治療幾乎都忽視了“患者只要看過男女親熱的鏡頭之後當晚就會遺精2-3次”的問題，而這個環節應該就是屢治不愈的關鍵，因爲該症所顯示出的問題在於患者身上存在著“心神不安”的問題。

“心神不安”則腎精易動，故而患者在觀看男女親熱鏡頭的當晚會多次遺精；如若醫者僅從腎虛而精關不固著手治療，必然無功。因而筆者僅僅只是在補腎固精方劑中加入少許養心安神之品（諸如酸棗仁、遠志等中藥）就能湊效。

顯然，類似的臨床體會在我們中醫同道的治病過程中較爲常見，而其中的關鍵問題就在於我們中醫業者能否使自己的臨床治病思維符合於[整體調節]、[辨證論治]一類的學術思維。臨床事實表明，中醫臨床療效的好壞只能是取決於醫生臨床治病是否能夠達到“藥證相符”的程度；事實上這就是中醫學説的學術規範，而不是能否通過數理化知識顯示的問題，更不應該為那些現代科技的學術理念所取代。

筆者以爲，中醫臨床並非西醫那種簡單的辨病施治，而中醫學術概念中的“病態證型”何止千千萬萬，而與其相對應的中醫藥療法則也都必須靈活地變化施用，怎麽可能存在“針灸治療肝病時的處方標準”呢？如若有誰真的找到了這種標準處方，那麽筆者只會恭喜他為西醫臨床立了一大功。

所以說，如何看待中醫學說纔是目前所存在的大問題，在古代中國，由於陰陽五行學説非常盛行，故而人們很容易理解中醫，不會責難與苛求中醫，故而有“秀才學醫，籠中抓雞”之說。而今，由於人們所接受的都是數理化等現代科技學術教育，因而對於模糊思維的學術模式較難理解。

由於中醫藥療法的臨床優勢顯著，世界各國現今都在觀注中國的中醫學說，這為中醫藥療法走向世界提供著極好的時機。於是許多中醫業者走向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喜好中醫的人士又紛紛走向中國，他們將自己所學到的中醫藥療法帶到世界各地，為當地的民衆提供著優勢的中醫藥療法。

這就是任醫師所說的“中醫藥是屬於世界的”的含義。不過應該強調的是，中醫藥療法能夠走向世界是出自於它的顯著療效，而臨床療效的獲取靠的是遵循中醫學説的學術規律，所以說推廣中醫藥療法的正確做法只應該是讓世界來理解中醫、而決不是中醫自己去“削足適履”。

為了讓“中醫走向世界”而不當地改變自己的學術結構，這不是推廣中醫的好做法，可以説是在毀滅中醫自己。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存在著自己的學術特色，這是普世所公認的學術規律，很多“老外”都懂得這點，他們知道如若自己想當一個好的中醫師，就必須尊重中醫的學術規律；事實上很多“老外”都在認真地將模糊的中醫學術思維運用於臨床治病。

顯然，如若僅僅只是為了走向世界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好的東西人們都會爭相學習，而無需自己去主動改變。應該明白，世界所認可的是中醫，是具有顯著臨床療效的中醫，是原有的傳統中醫；如若我們自己將中醫學說“科學化”、“現代化”了，也就等於失去中醫學說的原汁原味，更因此而失去中醫臨床的顯著療效。就像“平衡醫學”一樣，一個醫學學術體系失去其特色就意味著死亡，沒有特色的醫學根本就不值得人們推崇。所以對於中醫學説來說，只有世界俯就中醫，而絕非中醫去俯就世界。

● 臨床顯示，硬性推行“中醫藥現代化”屬於不尊重中醫學術規律的“暴政”，也根本不可能
取得成功。

筆者想，如若需要硬性地推行“中醫藥現代化”的話，我們中醫業界可能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得通：一是“脫胎換骨”，二是“妾身俯就”。
所謂“脫胎換骨”，就是像“平衡醫學”一樣，徹底地擯棄中醫學說的學術理念、轉而以解剖學、胚胎學、分子生物學等學術理論作爲中醫藥療法的指導核心。筆者以爲，這樣做或許是任醫師所堅決反對的，因爲她始終堅持認爲，“否定中醫藥，其實就是否定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否定中華民族的文明和文化”。

而所謂“妾身俯就”，就是捨棄中醫學說理論，而只是將中醫藥療法歸屬於西醫的學術體系，也就是說，改造中醫藥療法以適應於西醫臨床。正如前述，慾與現代科技緊密結合的醫學是繞不過西醫的，“俯就”的結果，中醫就僅僅只能是西醫學術體系中的一種療法而已，而根本就談不上形成什麽“新醫學”。

筆者以爲，所謂“妾身俯就”，就是在臨床上推行“西醫診斷—中醫治療—西醫鑑定療效”的[中西醫結合]的荒唐治病模式，問題在於目前發現，這種模式由於受到學術規律的限制、已經被卡住了脖子而無法深入進行。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就有人吹噓過中醫藥療法解決了慢性肝炎的“大三陽”問題，但時至今日，筆者依然還是沒有見到值得在臨床上推廣的有效中醫藥治療。
面對西醫的糖尿病也是這樣，無數的中醫論文宣稱其已經控制空腹時血糖指數達到什麽什麽程度，其已經治愈多少多少糖尿病案例等等；但遺憾的是，筆者同樣也沒有見到值得大力推廣的有效“標準處方”。顯然，[中西醫結合]的學術瓶頸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突破，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種[中西醫結合]治病模式違背著中西醫醫學的學術規律。

我們知道，中醫藥療法的制定只是為著改變患者的“病態證型”、而不是為著改變西醫檢驗數據的，而“病態證型”的確立屬於中醫臨床的學術診斷，它也是一種無法通過實驗室檢驗、無法通過數據反映的模糊學術概念。而所謂的“大三陽”、“血糖指數”等檢驗數據都屬於西醫臨床的診斷依據，由於二者分屬於兩個不同的醫學學術體系，而且二者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學術共性，因而這樣的一些檢驗數據通過中醫藥療法治療並不一定都能得以改善。

臨床療效顯示，通過中醫藥治療，某些患者的檢驗數據或許可能得以改善，但不可忽視的是，還有更多案例的檢驗數據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善，而重要的則是其“有效幾率”並不能達到值得在臨床推廣的標準。也就是說，中醫藥療法對於改變西醫的檢驗數據並不存在有使用價值的穩定療效。上述表明，即使中醫願意“妾身俯就”，也並不見得一定就能夠“嫁”得出去。

“中醫藥現代化”也改變著傳統的臨床用藥方式。大量的中藥注射製劑的出現，正嚴重地危害著廣大民衆的身體健康與生命安全，相關報導不斷在向社會提示，包括“魚腥草注射液”、“刺五加注射液”、“茵梔黃注射液”、“雙黃連注射液”等在内的許多中藥注射製劑的臨床使用，先後都曾經出現過不同程度的藥物中毒反應、甚至死亡事故。

問題在於事故發生之後，相關部門不從“中藥西用”這種“中醫藥現代化”——將中藥製劑直接進行靜脈注射的離奇用藥方式去追究問題的根本，卻只是敷衍著查找藥物的污染問題。而有報導揭示，湖北省藥品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在10月9日所公佈的報告中指出，該省150宗因注射[刺五加注射液]而出現不良反應的案例，並沒有使用此次被衛生部所通報的那兩個批次，而是涉及完達山藥廠所生産的其它批次的注射液、以及另外兩個藥廠所生産的[刺五加注射液]。

上述問題説明，中藥的使用應該遵循中醫的用藥法則，隨意改變中藥的給藥方式為靜脈注射屬於醫學上人爲的失誤。事實上，如若將上述中藥依照内服、外敷等中醫傳統的給藥方式使用，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上述醫療事故（詳情請參閲拙文“從[刺五加注射液]中毒死亡事故談起”，載於《加州針灸中醫師公會》2009年10月會刊）。

綜上所述，由於中西醫學説之間存在著難以融合的學術思維差異，“中醫藥現代化”應該只是一個非常動聽的辭藻而已，前者筆者曾聼中國中醫司王國強司長介紹說衛生部打算建立16個所謂的“試驗基地”，其宗旨則是依照西醫病名（如糖尿病等）分門別類，以找尋有效的“標準處方”。

或許許多人以爲這是在弘揚中醫藥療法、挽救中醫事業的”救世”做法，但筆者對此的確不敢苟同。筆者以爲這種做法還是在推行為西醫臨床建立一套有效的中醫藥治療方案的那種“結合”老套，也就是所謂“中醫現代化”、“中醫西醫化”更大的舊版本。

問題在於類似的做法已經在[中西醫結合]運動中重復作過無數次，筆者以爲，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又一次較大地勞民傷財的無效做法，也是再一次重復走[中西醫結合]運動所走過的不歸之路，可以說這種將中醫藥療法“現代化”到西醫臨床診治疾病的學術體系之中的做法根本就不可能獲得學術意義上的真正成功，而只會更加嚴重地傷害傳統的中醫事業。

事實上，如其將大筆的財力人力投入到這種“夢想”的浪費之中，遠不如做點實事、放手讓傳統中醫可以自行發展，似此或許還可以藉以舒緩廣大民衆“看病難”的困境。

近期筆者曾讀過一篇報道（詳見《世界日報》07/19/2010A4版）說，臺灣11名中醫師合資在北京開設了“天承金象中醫診所”，在短短的三個月内就打開了局面，“逐漸獲得大陸人信任，包括外省市民衆，甚至部分高官都前來應診。”

本來開設一間中醫診所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幾位並不十分出名的臺灣中醫師，竟然在[中西醫結合]院士、中醫博士導師、專家、教授雲集的北京打出一片小天地，這個現象本身就非常值得探討。筆者以爲，這個現象所揭示的問題具有十分深遠的現實意義。

首先，這個現象説明中國民衆渴求得到傳統中醫藥療法的幫助。恰如該診所負責人謝茂源所言：“病患相信臺灣承襲了中華傳統文化，臺灣的中醫比較正統才來看病。”事實上，這些中醫師中有許多人都曾經是中國中醫院校的學生，爲什麽在人們眼裏，他們才算得上“正統”呢？

顯然，這説明當前中國的中醫業界所流行的[中西醫結合]行醫方式受到人們的普遍質疑。其實這也難怪，中國民衆都知道中醫臨床治病是採用“望、聞、問、切”，不是中國中醫門診那種普遍採用的查看檢驗數據的西醫診斷方式。再者，由於[中西醫結合]療法很難取得原有的中醫臨床療效，使得民衆花掉大把檢驗費卻得不到傳統中醫療法的幫助，他們當然都會清醒過來。

其次，[中西醫結合]所帶來的管理混亂衝擊著中醫市場，民衆在正規中醫門診得不到幫助時，很容易去相信那些根本就不懂得中醫學說的“大師”們的欺騙。當他們再次清醒過來之後，他們就會執著地去尋求傳統中醫師的幫助。這就是現實，這個現象説明中國的中醫現狀是不受民衆歡迎的，中醫就必須是傳統的中醫。

● 何大一先生只能算是西醫業界的精英。

任醫師在文章中有兩次提到何大一先生的雞尾酒療法，認爲其“正是由於採納了中醫藥的基
本治病原理而大獲成功的”，並要求人們不要忘記他“為弘揚中華文明文化、促進中醫藥發展所作的貢獻”。
筆者以爲，任醫師的上述説法既模糊、又言過其實。其模糊之點在於她將中西醫的基本治病原理混淆在一起而難以分辨清楚。正如該文章所言，何大一先生創立“雞尾酒療法”、只是由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文明和對中醫藥的認知，給了他靈感”才得以實現的。

什麽“靈感”？就是受到中藥方劑組方的啓發而已，或許他從中藥方劑的組方形式中領悟到，如若將幾種藥物組合在一起，其臨床效用或許會大過藥物的單獨使用。經過試用，這種臨床用藥思維對於艾滋病的治療能夠起到一定程度的治療效用。

筆者以爲，這只能夠説明何大一先生為西醫治療艾滋病找到一種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法，在普世對於艾滋病治療絕望的情況之下，這種療法無疑地會被推崇，何先生一舉成名而成爲世界知名人士，就連中國醫學界都把他供奉為艾滋病治療方面的泰斗。
這裡應該特別強調的是，何大一先生的“雞尾酒療法”只是仿中醫藥學的組方形式而已，與中醫的“基本治病原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中醫藥的治病原理是“整體調節”、“辨證論治”，“雞尾酒療法”屬於“局部對抗”、“辨病論治”；中醫藥的組方原理為“君、臣、佐、使”，中藥的使用原理為“四氣”“五味”，從治病原理上來說，應該與“雞尾酒療法”毫不相干。

此外，“雞尾酒療法”的臨床療效遠遠不如中醫藥療法。“西方國家承認，目前普遍使用的‘雞尾酒療法’並沒有解決艾滋病問題。一則其治愈率”不過40%左右，二則毒副作用太大，約40%患者因爲難以忍受而寧死不再服用；三則有嚴格的適應期，只能在發病後的某一階段服用，否則，或導致提前發病，或導致更快死亡；四則不按時、按規定服用會導致病毒產生耐藥性，已報到出現新的耐藥株；五則必須終生服藥；六則必須配用其他藥物來解決患者的機會性感染。”

“與此相比，民間中醫採用的中藥治療優勢相當明顯。”“艾滋病患者厭食和腹瀉是生存的兩大障礙，民間中醫解決這兩大難題效果好。80%的患者在服用中藥後的三五天普遍能吃飯，而且消除了腹瀉症狀，一個月即可參加體力勞動，使這些人都能夠像健康人一樣活著，能吃能睡能勞動，能上養老下養小。”

“民間中醫治療近600名患者，沒有發生過毒副反應，沒有患者因中藥毒副反應而停藥。”“中醫藥防治艾滋病，一般患者服用少則13-23天即可停藥，多則9個月或1年即可停藥，無須終生服用。”“在HIV感染後的潛伏期内中醫就可以開始治療，不像西藥那樣必須等發病後CD4+細胞降到150-350時才能服用（上述均摘自《中醫戰略》，賈謙等著）。”

上述顯示，中醫藥治療艾滋病、對於艾滋病症狀的改善有著不可否認的顯著療效，起碼來説，中國河南省“艾滋病村”接受中醫藥治療的艾滋病患者中許多都已經恢復成爲可以自食其力的艾滋病毒帶原者，這種療效是目前“雞尾酒療法”還遠遠達不到的。
我們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何大一先生只是從中醫組方原則中得到一點啓發而已，他只是一位優秀的西醫學者，但並沒有對於促進中醫藥發展作出多大的貢獻，而真正做出貢獻的人則是廣大的海外中醫業者，他們對於推廣中醫起到關鍵的作用。

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大陸許多民間醫生，是他們在“違法行醫”、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實中醫藥療法治療艾滋病的臨床優勢遠遠高於“雞尾酒療法”。只可惜他們所用的傳統中醫藥療法實在是太“土”了、也太古董了、更是太不“現代化”了；而且中醫藥療法的臨床療效標準本來就不包括有效地殺滅艾滋病毒（事實上“雞尾酒療法”同樣也沒有完全殺滅患者體内艾滋病毒）。
有鑒於此，中醫藥療法“變艾滋病患者為艾滋病毒帶原者”的顯著臨床療效當然會被中國衛生當局所否定、而無法在中國用來幫助艾滋病患者。人們不禁要問，能夠如此幫助世界性疾病的中醫藥療法為什麽就不能被中國衛生當局所推廣應用呢？難道說這些不是不尊重中醫學術規律的醫學學術“暴政”嗎？

總之，既然“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中醫西醫化”對於傳統中醫事業構成極大的傷害，那麽，我們爲什麽還要去趕那種“時髦”而讓自己困在[中西醫結合]的死胡同裏呢？筆者以爲，對於中醫事業的發展問題，我們不妨從牛角尖裏退回來、並轉換一個思維，那就是尊重中醫學說的學術規律。

歷史表明，在不具備先進科學技術的古代，中醫能夠順利產生、蓬勃發展、近乎完善；而處於當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現代，照理來説中醫事業的發展應該更為快速纔是。而且，中國當局一直都在強調發展中醫這個國寶，甚至不惜傾全國之力來幫助發展中醫，照理來説中國的中醫事業應該蒸蒸日上、更爲壯大纔是。但是沒有。中國的傳統中醫事業不進反退，已經頻臨滅絕的邊緣。
這個極其嚴重的事實告誡我們，對於傳統的中醫事業來説，“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中醫西醫化”、“中西醫結合”為一條罪惡的不歸之路，必須引起我們的警惕；近幾十年的中醫發展史已經顯示，越是推行“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傳統的中醫事業也就越是凋零。

事實表明，中醫事業根本就無需“科學化”，它顯著的臨床療效早就已經顯示出它的科學性，只不過它不屬於“科學主義者”們所認可的那種“科學”罷了。中醫藥療法也無需“現代化”，因爲中醫藥療法的發展都是緊緊地跟隨著時代的步伐而發展壯大的。中醫學説更不需要“西醫化”，因爲中西醫學説分屬於“虛”與“實”兩种完全無法融合的學術思維體系，更何況在治療各種所謂的“疑難雜症”、“絕症”、“新性疾病”、以及人體養生保健等方面，中醫的臨床功效遠比西醫更勝一籌。

當然，借助許多現代科學技術成果更能夠促進傳統的中醫事業發展，只不過這種借助只能處在必須堅持傳統中醫學術思維體系的大前提之下，也就是說“中醫藥現代化”的最終目的只能是促進發展傳統的中醫事業、而不是走“平衡醫學”覆滅的老路。因此，我們中醫既不需要“脫胎換骨”，也不應該“妾身俯就”，中醫的發展只能夠依據中醫自己的學術規律運行，而絕對不是那些什麽“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中醫西醫化”。

所以說中醫學說的存在並非出自於誰的恩賜，而是由它的社會價值所決定的，筆者對於傳統的中醫事業一點也不悲觀。筆者以爲，即使全中國的中醫都“現代化”、“科學化”、“西醫化”了也不要緊，古代的經典中醫書籍都還在，還會有許許多多的中醫怪傑相繼出現，因爲中醫學術理論所指導之下的中醫藥療法的社會價值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或許這就是筆者關於“中醫藥現代化”的逆向思維吧，而今筆者借助與任麗萍中醫師商酌的機會與廣大中醫同道探討這個話題，期待著大家共同努力構築我們偉大的中醫事業。筆者始終認爲，中醫事業應該是屬於我們中醫業者的，是屬於相信中醫藥學的廣大民衆的；所以針對“中醫現代化”、“中醫科學化”、“中醫西醫化”的雜音，我們應該以“中醫藥回歸傳統化”來回應，因爲只有回歸傳統，中醫藥療法才能發揮原有的顯著臨床療效，中醫事業才有可能真正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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